肖乐的想法是绝对不能进行赔偿，如果当小偷出了意外还有补偿，那成什么了？工伤保险？
“我也没见过原告方，只是看过第一次开庭的资料。”王直说道。“既然李法官说了，那我们就去看看情况吧。”
“你们是什么人？”原告律师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中年人，他皱了皱眉头，把肖乐和王直的名片翻来覆去的看着。“思源基金会？”
“我们是一家慈善机构，致力于提高社会的公德水平。”肖乐这样自我介绍道。
“那你们会资助我的当事人吗？”对方这样说道。
肖乐的眉头皱了起来。
“能给我们说说具体情况吗？”王直说道。
“这家人确实是太可怜了。”对方叹了一口气之后说道。
死者王贵，今年只有二十三岁，有一个儿子，刚满一岁，也就是说事情发生的时候，小孩子才六个月大。
“他老婆抱着小孩子来我们这里寻求法律援救的时候，身上只有一百块。”原告律师说道。
两人都是从蓉城周边的乡下进城来打工的，但王贵是独生子，从小就没怎么吃过苦，也不会什么技术，又受不得气，于是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
妻子殷雪梅在一家餐厅做服务员，而王贵则在一家工厂当小工，但因为没什么文化，也不受厂里重视，只是做一些纯劳动力的工作。
不久后殷雪梅怀了孕，大着肚子，餐厅的工作也做不下去了，全家就靠王贵一个人，经济压力很大，尤其是在孩子出生后，各种费用多了起来，殷雪梅一时也没有办法去找工作，于是在老乡刘洪敏的教唆和带领下，王贵便开始行窃了。
据刘洪敏交代，王贵跟着他们干了刚一个月，因为手比较笨没办法当扒手，在团伙里充当的是望风和掩护的作用。如果刘洪敏被人发现，根据对方的身份不同，他要么上来帮忙挡住追赶的人，要么故意制造混乱掩护刘洪敏逃跑，要么就干脆一起反过来威胁受害人。
王贵的胆子太小，如果不是刘洪敏的老乡，团伙里的人也看不上他，当天他们俩其实都带着刀，但刘洪敏被人死死的抓住没机会亮刀，而王贵则在被打了几下之后，慌里慌张地把命给送了。
“走到这一步可以说是他咎由自取，但就这么把命送了，实在是说不过去。”原告律师有些愤慨地说道。“如果只是被打几下也就算了，人都逃到窗户外面去了，他们追过去骂骂咧咧的，让他有种就跳下去，这实在是太过份了！”
“这是谁说的？”肖乐的脸色变了一下，他没有想到还有这么个事情。
“是刘洪敏听见的，但他是惯偷，警方没有采纳他的证词。”
肖乐和王直交换了一下眼神。
“我们可以见见王贵的妻子吗？”肖乐问道。
“可以。”对方这样说道。
他带着两人到了律师事务所附近的一个城中村，沿着阴暗狭窄的楼梯上去，在四楼，只是一个小小的单间。
还在楼底下就能听到孩子正在哭闹，他们敲开门，殷雪梅的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刚哭过。
“有两位记者来看你。”原告律师这样介绍道。
殷雪梅的文化很低，说什么慈善基金会，她理解不了。
“我苦啊~~~~~”殷雪梅马上就哭了起来。
她不会说华语，口音很重，王直几乎听不懂她在说什么，而肖乐因为老家距离这里不远，勉勉强强能听懂一半。
她多半时间都在说孩子的事情，出生就黄疸，三个月的时候还得了一次肺炎，把夫妻俩不多的一点积蓄都花光了。
“要不是这样，他也不会去干那事啊！”她哭着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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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口中，王贵就是个平凡到了极点的农民，老实巴交，没什么本事但也没有什么坏心。
“害死他的那些人，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屋子里很乱，床上胡乱地扔着些衣服，旁边的小桌子上有一碗吃了一半的面条，气味很难闻。
小孩一直在哭着，不知道是生病还是饿了。
到处弥散着一种令人心情低落的气氛，你很难想象，就在自己的身边有人这样活着。
这样的结果让肖乐和王直有些意外，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他们告辞离开，殷雪梅的哭声却突然停止了。
“你们不给钱吗？”她问道。
“钱？”
“之前那些记者来采访，都给了钱的！”
“对不起。”肖乐一般都是刷卡，身上没有多少现金，于是王直掏了五百块出来。
“有多少记者来采访过你了？”肖乐鬼使神差地问道。
“算上你们，有七八波儿了！”殷雪梅一边数钱一边说道。
走到楼下，肖乐和王直告辞离开，两人的心里都很不是滋味。
如果对方是咄咄逼人盛气凌人的那种，他们也许会对于自己的目的坚信不疑，但面对这样的家庭，实在是让他们没有办法再变得理直气壮。
“穷困也不是犯罪的理由。”肖乐勉强的这样说道。
“弱者也不是就自然占据了公理。”王直说道。
但不管怎么样，心情都好不起来。
“有七八波记者采访过她了。”肖乐说道。人们的观念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同情弱者，这七八波记者在看到这样的情形后，很有可能会在报道时偏向她们，而法院的判决最终也许会不得不受到影响。
“我们再去找找被告那一方吧。”肖乐微微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们不接受采访。”被告律师直接这样说道。
“我们不是记者。”王直堵住门说道。“我们是思源基金会的。”
费了一番口舌他们才终于让对方相信自己并没有借这个事情炒作出名，或者是过来谴责、责难什么人的。
“对方太卑鄙了。”被告律师这样说道。
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媒体都是一边倒偏向被告这一方的，毕竟小偷的死，在大部分时候都是大快人心的事情。但事情却在对方律师请记者去采访了殷雪梅之后变了，人们开始隐隐约约地讨论起行为是否过当的问题，而小偷的生命权、健康权也被反复地拿出来讲。
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即使是见义勇为，也要遵循法律的约束，并承担相应的后果和法律责任。”
一股力量在隐隐约约推动着，希望商场和三名当事人承担一定的责任。
“我也去看过她们，也给她们留了点钱。”被告律师说道。“她们的确很可怜，但不能因为她们可怜就无视法律扭曲事实啊！难道法律讲究的不是公平公正，而是谁更可怜？他是个有完全行为能力和判断能力的成年人，当他爬出窗户的时候，他自己就应该清楚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危险。我的当事人并没有做出任何让他坠跌的举动，相反，他们在他爬出去之后，一直在劝说他赶快回来。事情发生以后他们也马上就拨打一二零急救电话，并且垫付了医药费，已经尽到了所有的义务。发生这样的意外谁也不想，但不管怎么追究，也不可能追究到我当事人的头上！”
他的话很合肖乐的意，但他们一起回想了李法官的态度，或许他很难完全不受王贵家庭情况的干扰，做出完全符合他们期望的判决。
“我现在只希望媒体不要再炒作这个事情。”被告律师有些无望地说道。
肖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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