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过去我们大家也都这样的认为。觉得这些是应该应份的，是自己应该享受的待遇。但是，不是这回事。因为，这要看在哪儿，这要看怎么说。
“前几天，我看到网上的一个贴子。美国海军四星上将威廉沃德，因违规使用公车送妻子去超市购物被降为中将。并且被勒令提前退休，再补交了八点二美金罚款之后，其退休金也每年降三万美金。要知道四星上将可是非战时的最高军衔，做到这个级别有多不容易。
“和他比，我的问题，我的毛病大多了。可我还可以成为，一个廉洁的好干部。还有英国的一个市长，就是用自己的公务卡，到超市给自己买东西，被邻居揭发，结果搞的一败涂地。”
见石云没接话，我接着说：“其实我的问题、我的毛病不只这些，有的问题、有的毛病比这要大得多。”
“难道你还有大的问题？”石云睁大了眼睛。
“当然有，也同样有很多。我们干工程的，生命攸关的是得有活儿干，得有米下锅。一个再好的施工企业，一个再风光的施工企业。如果一、二年承揽不到工程，没活干，也会马上完蛋。你的机械设备，有活儿干是宝贝，是你的资本，是你的家底，是你的实力。可长时间没活干，就成了一堆废铜烂铁。周转料也同样，比如脚手钢管、扣件，立模板的方木等。有活儿的时候是宝贝，是你的资本，是你的家底，是你手里的钱。但长时间的没活干，就成了一堆拉圾。没用的垃圾，甚至是找不到地方放的垃圾。还有人才的流失呢？又不是铁饭碗的时代。别说一年、两年，几个月开不出资，谁还在你这儿干？
“对于一个施工企业，是要把活干好，把工程做好，这是必须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找到活，要找到米下锅。怎么才能找到活，得有关系，得有人脉。人脉、关系怎么来的，很重要的是靠送礼。通过送礼去打通关系，通过送礼去维持人脉。
“送礼也有很大的学问，你站在人家门外，说我送礼来了，谁敢让你进。首先送礼要讲求时间，什么时间送礼好？过年过节肯定是首选。我不是来送礼的，过年了来家看看，但大过年的总不能空着手。
“送礼容易吗？不容易。人家在买年货，筹备过年。我们这些施工企业的头头，却要东跑西颠的送礼。那时候，临春节了，饭店都不营业了，都回家过年了。我们经常是坐车跑很远的路，找不到吃饭的地方。
“我们愿意送吗？谁愿意谁是龟孙子，可不送行吗？那时候，送礼还不兴送现金，也没有购物卡。就是高档酒，高档烟，一份礼总得几千元。工资才几百元，花钱不心疼吗？能不心疼吗？不但心疼，肝都疼。那些钱是大家辛辛苦苦赚来的，是工人的血汗钱。
“你去送礼，人家愿意收吗？未必。有一次我去某铁路分局基建委的主任家去送礼，人家那里正在抓廉政建设，风声正紧。我们是老熟人，也可以说是哥们儿，关系特别好。大过年的，我去送礼，收不收？他非常为难。犹豫了再三，还是收了。还风趣、调侃的来一句：“过年了，书记来送温暖了，无论如何这得收下。”收了我的礼，能不帮我的忙吗，发包工程项目他是正管，有工程项目能不想着我吗？
“我们干了什么？我送礼是行贿，他收礼是受贿。他给我工程项目干是以权谋私，我们得到工程是从不正当的途径得来。我们的作为，对败坏社会风气肯定是没起好的作用。石云你说，对比用公家电话，用公车办私人的事，这问题是不是要严重的多？”说完，我看着石云。
“不送礼就找不到活，就没有饭吃，单位就会完蛋。送礼就会为腐败活动添砖加瓦，就会为腐败做贡献。这还真难办？”石云深有感触的说。
“无论如何，搞腐败也好，搞不正之风也罢。是为了企业，是为了大家。虽然理不直、气不壮，但毕竟心安理得。为自家的私事送礼呢？算哪门子事？儿子考大学，过了录取分数线，要到处找关系、挖门子送礼。过了分数线干嘛还要送礼？不是录取的学校还有淘汰率吗？别人都送自己不送，不是心不安吗？宝贝儿子千辛万苦的考过了分数线，如果因为礼没送到，没上成大学，不是要抱憾终身吗？
“儿子大学毕业考上了一个学校的研究生，分数线过了不少。想想把握起见，还得找找人。这个学校没熟人，没关系，可以人托人找。功夫不负有心人，找到了两个人。一个是副校长，一个是公安处长。话递上去了，人家同意帮忙。录取通知书下来了，问中间人是不是要打点一下？中间人说那是必须的，能让人家白帮忙吗？
“于是去送礼，到副校长家。副校长说，面试的时候，他和好几个人都打过招呼，都帮了忙。这些人一人送份礼也没必要，等找个机会把几个人找到一起吃顿饭，我马上答应。副校长知道我是个大企业的头，我请客他认为肯定是企业埋单。公款吃喝，不吃白不吃。给公安处长送礼，人家很实在。说像我儿子这样的成绩，根本不用找人帮忙，肯定能上。
“我们很多的时候，对找关系、送礼、走后门深恶痛绝。但是，有时候自己却到处挖门子、找关系，有时还会因为礼送不上去心急如焚。”
“想一想，还真是这么一回事。”石云点着头。
“腐败问题其实是很复杂的。一般说来，在一桩交易中，有吃亏的，就一定会有赚的。同样，有占便宜的，就一定会有吃亏的。但某些个腐败活动中，在所有的参与方和相关方中，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大家都是受益者，没有吃亏的人。”
“什么情况？”石云很好奇。
“比如，国家有一个十个亿的工程项目，张三负责工程发包，张三把该工程给了李四。首先，张三给李四的标价不但没超出国家的预算定额标准，还降造百分之二。也就是降低造价二千万，张三没让国家吃亏。为了拿到这个工程项目，李四给了张三标价的百分之一，也就是张三以职务之便获一千万。李四没有干工程的实力，他只是个中间商。他自己留下标价的百分之一，也就是一千万，把这个工程项目给了一个施工单位。如果这个工程项目纯利润是百分之七的话，这个施工单位拿到这个工程项目，纯利润还剩百分之三。
“这个工程项目施工一切正常，工程质量也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施工单位干完了，获利标价的百分之三，也就是三千万。当然，十个亿的工程项目，不可能张三一个人说了算，我只是举个例子，把过程尽量的简化、直观。不过这里差不多涵盖了工程项目承发包中所有腐败，这无疑是个典型的腐败案例。这其中所有的人都没吃亏，没有人受到损害。而且大家都受了益。
“也许有人说，国家吃了亏。如果张三和李四的非法获利二千万交给国家，国家不就可以降低造价四千万吗？国家的预算定额标准也不是胡乱制定的，国家降低造价四千万就一定是公道的吗？也许有人说这个施工单位吃了亏，他们干这个工程项目本来可以获利标价的百分之七，也就是七千万。现在只获利标价的百分之三，也就是三千万。这个施工单位可不会这样的认为，他会说如果不从李四收里拿到这个工程项目，他从这个工程项目中一分钱也得不到。”
“我听你说过，工程项目的公开承发包国家不是有法律明文规定吗？”石云问
“是的，有招标法，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比如有一个地方，如果上边来检查招投标情况，看相关资料，是要多规范有多规范；而最规范的地方往往最不规范。
“他们的作法是，搞一个小圈子。有工程项目发包，小圈子的单位都来参加，别人是挤不进来的。在此之前，这个工程项目给哪家，已经定了，小圈子的单位都知道，其余的人都是来陪标的。谁的标书怎么编是有明确要求的，实行打分制，结果先定下来的那家分最高。这一次别人陪标，下一次这次中标的人家就要为别人陪标。只要是在小圈子里总能轮上。如果小圈子的单位不按规矩出牌，你可能赢一次，但代价是永远被赶出这个小圈子。能进这个小圈子是一般的单位吗？能进这个小圈子容易吗？谁也不敢。”
“你是说这腐败就无法治理了吗？”石云问。
“不是的，我只是想说，治理腐败不像有些人像的那么简单，那么容易。要达到诸如美国那样的完备，需要健全的法制，需要健全的体制，需要健全的约束和监督机制。甚至需要全民族、全社会全面素质的提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大家说，改革开放前，那时候各方面比现在落后的多，好像腐败的情况比现在好的多。这又如何解释呢？”石云又问。
“今天是从过去走来的，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但正如我们不能简单的用今天否定过去一样，更不能用过去否定今天。就是那个时期的社会风气，也多半被现在的人们理想化了。刘青山张子善的贪腐事件不用说了，建国之初三反五反运动揭发出的大量的腐败问题，前的四清运动中的清出的大量经济问题等等。还有中为什么那么多的当权派被批斗，虽然有运动的因素，但是干群关系紧张也是不能回避的。
“如果我们把过去和现在加以比较，可不可以说现在的腐败比过去要严重的多呢？回答是肯定的，但是不是可以因此得出结论：这是改革的失败呢?
“改革前的旧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封闭，人的思想和行为被禁锢着。特别是在“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日子里，有些地方农民用鸡蛋换几个零花钱都被视作资产阶级的尾巴。当人们通过正当的手段获取正当利益的行为都受到种种限制的时候，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当然就更难实现了。很明显，封闭的体制本身就是一道防腐壁垒。当改革冲破壁垒，当思想冲出牢笼，当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被压抑多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激活了。当通过正当的手段获取正当利益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的时候，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不正当利益的积极性也被激发了。并且后者比前者由于付出少获利大，则更有吸引力。这样看来当前的腐败真好像是改革惹的祸。”
“封闭的体制本身就是一道防腐壁垒，这话说得好，说得深刻。”石云点着头。
“我不只一次的说过马克思说过人们努力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个人不满足的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所形成的合力，是我们社会不断进步的最根本的动力。一个好的制度，首先要使生活在这个制度下的人们，可以为谋求自身的利益做出努力。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效规范人们的行为。也就是说，人们尽可以努力谋求自身的利益，但必须是在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必须是通过正当的行为。这也正如水流一样，水在渠道里可以自由流淌，但水又只能在渠道里流淌，因为冲出堤坝就会泛滥成灾。
“毫无疑问，打破旧体制对人的行为的禁锢，是改革对我们这个社会的最大贡献。如果改革要对腐败负有责任的话，只能是在规范人的行为上没能及时有效跟进。而制度缺失，旧体制也难辞其咎，因为这也是旧体制的遗产。
“不可否认，我们的社会存在很多问题，存在很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是，我们更应看到，改革开放带来的举世公认的变化，无论是综合国力还是人民生活。在治理腐败方面，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对腐败管控的作为也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要使我们的社会能有个很好的社会风气，如我前面所说，需要健全的法制，需要健全的体制，需要健全的约束和监督机制。甚至需要全民族、全社会全面素质的提升。而要实现这些，根本的出路不是回到封闭的旧体制去。肯定的说，旧体制是回不去了。唯一的出路是往前走，是继续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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