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已经不耐烦了，楚箫知道要加快言语速度，毕竟前首辅张居正是被万历皇帝抄的家，现在自己对张居正如此高歌颂德，岂不是打皇帝的脸。
楚箫仗着酒劲加快语速：“前辈居正还充分估计到，在各种堂皇的议论背后，往往都隐藏着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阴私诡谋，掩盖着某些极为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派系门户利害，甚至有些权势争夺和爱憎恩怨往往都会首先在议论中宣泄，甚或利用议论以制造舆论，用以作为政争的手段。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官场常态，是多发性的常见病。”
这段话万历皇帝听起来好像还比较受用，他的目光与楚萧的目光对了个正碰，手停在抓住的增高鞋上。
“前辈居正之所以将“省议论”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又是与他一贯的政治思想密切相关的。居正强调“一号令”，主张“审度时宜，虑定而动”，其实是法家主张的明代版。管仲曾说：“蜚蓬之问，明主不听也；无度之言，明主不许也”。认为这种“不听”、“不许”，乃是“明主”正确运用权威的必要表现，是由乱入治的必要措置。故此，坚持“威不两错，政不二门”。居正如同他的法家前辈一样，主张为治不在多言，更不能政出多门；权力必须集中，否则，其政必衰。”
楚箫终于抢喜说完，故意醉眯眯的看着皇帝，皇帝举起了手里的增高鞋：“你们三个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半天，与攒银子有何关联，与广州经济特区有何关联？”
皇帝只想着攒银子，三人无话可以应对，楚箫故意装傻发呆，不过万历皇帝想了一下，放下了手里的增高鞋，“你们说的也有些道理，张居正说的也不错，朕最烦朝廷上这些个文武权臣，满嘴跑火车，所以朕不爱上朝，朕今天高兴，尤其是吃了小婉姑娘的宵夜，更加高兴，索性今天就听你们议一议张居正的陈六事疏。”
哈哈，小婉姑娘的宵夜还有如此妙用，也不知此时万历皇帝心里是打的什么鬼主意。
在《陈六事疏》中占第二位的，是“振纪纲”。居正力言：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其实不过是韩非“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理论的延伸。
不论韩非、商鞅、王安石、抑或张居正，他们在发动改革的时候，总是要照顾到“微贱”者阶层，以至匹夫匹妇的利益；总是声称要制裁“强梗”者，以取得社会上更广泛的同情；总是呼唤社会正义、反对特权，以作为制订政策的出发点。
第三事疏是“重诏令”。
这不仅是为了恢复皇权威望，而且是为了以诏令推动全副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务期达到令行禁止的目的。在本议中，既建议严厉责成各级官僚衙署重视和认真执行诏令，也含蓄地要求皇帝应该郑重地使用诏令，注意自律。
诏令文书具体反映皇帝的统治意图，直接体现皇帝权威，在理论上，对所有臣僚士庶倶有强制服从和遵守执行的功能，应该是不容漠视曲解，不得敷衍延搁，更不许阳奉阴违或打折扣的。
可是当时的情况是“朝廷诏旨多废格不行”，其所以如此，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长达六十年以来，正德和嘉靖两个皇帝曾颁发过一系列“内降”、“中旨”，相当一部分只反映着他们的任性妄为和倒行逆施，诏令内容极端荒唐谬误，无法取信于人，也实在无法认真贯彻执行。
诸如正德诏授自己为“大庆法王”，“总督军务大将军总兵官镇国公朱寿”，诏禁全国官民食用猪肉，以避朱、猪同音的忌讳。
又如嘉靖手谕礼部，强调“擒叛销氛，俱朕祷玄之功”之类，外表上似乎皇言赫赫，实际上所表达的不过是发昏的胡话，完全是“乱命”。
臣工们不得不随口称颂，实际上是口是腹诽，视为笑料。这样的诏令，焉有真正威望可言？焉能受到认真的重视？
隆庆御极两年，又曾相继颁下苛责言路、屡索金银珠宝、多收宫人的诏书，实际上也是自我贬损，自毁威信。
更有甚者，隆庆惟知“拱默”，既不亲裁章奏，又不主理政事，一切交由“阁臣拟令代答，以致人心生玩，甚非事体”。
在这样的情况下，诏令之不受尊重，乃是势有固然的。
第二、是由于当时官僚政治的积弊已深，官司猥多，浮冗严重，职、权、责、利四者之间，或重叠不明，或互相牵制，互相抵消。
勇于任事、勤于职守的反多招怨得罪，而敷衍塞责，但善于事上者，却捞取到循吏能员的好名声，不次得到升擢。
对于诏令，官场中亦摸索出一套软磨慢拖、阳奉阴违的对策，“每见旨意之下，内外多不尊奉，如勘功罪，不惟公私难知，而且动至经年之久；征钱粮，不惟期限屡违，而且寂无一字之报；禁私馈，则潜行于昏夜以售欺；劾贪肆，则聊及于孤寒以塞责，敢于抗违明旨，是主权未尊也。”
诏令变成具文，“钦此钦遵”流为形式，国家机器陷于瘫痪，一切政令陷于停滞，实质上是皇权贬值，君令不彰，“斯大乱之道也”。
皇帝能发奋振作、纲举目张，一扫久已存在于诏书运行中的歪风，建立有庄严有威望，能切合实际，能有效率地推动全国政务，取得良好效果的诏令制度，为深入整顿改革创造条件。
第四议是“核名实”。所谓“核名实”，即循名责实，主要是指用人方针而言。任何革新举措，无不需要优选人才以同心协作。
优选人才，应具备才具、器识、品格三方面的条件，缺一不可。按此条件严核精选而重用，是事业有成的必要保证。
居正“核名实”一议，其实是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又长期细心观察吏治得失，反复研求整顿人事工作的精辟理论，其中有事实、有论据、有方案，提出一整套用人识人的原则。
士必先器识然后才具，但又不可以重用无才的庸夫俗吏。因人因才因职守特点而用，有常规又必要有破格，那就必须对原有典章制度进行必要的修正调整。“核名实”一议，实为居正日后柄政时推行“考成法”的张本。
居正一直对当时官场人事制度中名实相悖，贤劣混淆，任用非人，而亦未尽其用的严重情况，视为政局颓废最重要的表现之一。至于在大小官吏中，普遍存在圆、猾、怠、贪、苛、酷的风气，以奔走逢迎为要务，以善于揣测上意、八面玲珑为才能的恶劣表现，居正更认为必须坚决扫荡之。
但他明知，出现这样的情况并非偶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历史的沉淀，又非以最坚定的魄力和勇气，绝难摇撼而根除之。若不从此着手，又实无从改革人事制度。居正有感而言：
明兴二百余年矣，人乐于因循，事趋于苦窳。又近年以来，习尚尤靡，至使是非毁誉纷纷无所归究。牛骥以并驾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议论蜂兴，实绩罔效，所谓怠则张而相之之时也。
要区别牛与骥，要辨认出“混吹”于官场的拙者，就必须“自今只论事功以为黜陟”。除了在《陈六事疏》以外，居正不论在柄政之前抑其以后，总是在公私各场合，大力鼓吹“天下之才，与天下用之”，“国家欲兴起事功，非有重赏必罚，必不可振”。
总而言之，就是以效率和效果作为升黜进退人才的标准。赏罚严明，奖惩并用。奖赏宜厚，惩戒宜严，知人宜明，用人宜专。不以虚声浮名为准，不以高谈阔论为贵，不以科举功名作为主要的用舍依据，不分亲疏，不计恩怨。
对于那些庸碌无能之辈，不能因其资深有奥援而留位；对于那些狡黯自私，善于揣摩，惟上惟官，精于钻营的谀幸之徒，更必须坚决斥退之。
其实，就“核名实”一议的精神实质而言，并不是全面的创新，而仅是对中国自古以来优秀人事工作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诸如，“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赏则必多，威则必严”；“用赏贵信，用刑贵正”，如此等等。
所有这些理论都是行之有效，屡试不爽的。但历代的史实又证明，它又是知之易而行之难，长久坚持更难。
因为当权者往往为一己的偏执和爱憎任性，喜谀恶直，而率先破坏这些原则，或鄙弃之如敝屣，或嫉视之为妨碍纠结私党擅权夺利的障碍，以致有过不罪，无功受赏。
“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功过不明，必然导致奸佞当道；吏道不肃，演变成为政治腐败的温床。张居正正是痛见当时“考课不精，吏治日敝”的严重情况，认为只有“核名实”，才可能扭转歪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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